浩如烟海的古籍，是我们的传国之宝。那么，到底什么是古籍呢？

      近年来不同的专家、学者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归纳起来，有以下四种说法：

      （一）以装订形式作为标准，凡是线装书都叫古籍。这种说法貌似有理，其实并不恰当，因为古籍除了线装之外，还可能是卷轴装、旋风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等，把线装以外的其他形式排斥在外，显然不妥。另外，即使是线装书，也不一定都是古代制作的，例如鲁迅作品、毛泽东著作都出过线装本，当然不能把它们算作古籍。

      (二) 以语言表达形式为标准，凡是用古代汉语写成的著作都叫古籍。这种说法有两个局限性:其一，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了汉语之外，还有蒙语、藏语等，把古人用其他语种所写的书排斥于“古籍”之外，显然是错误的；其二，近代其至现代，还有一些人用古代汉语著书立说，显然不能把他们的著作当作“古籍”。

      (三) 以著者时代作为标准，凡是古人所著之书都叫古籍。这种说法主张把新版平装本也包括进去，例如中华书局点校本《二十四史》都是古人所著，也属于“古籍”。这里“古籍”的概念是广义的，不能算错。就学术价值而言，许多古籍的新版平装本往往比古代许多本子要好得多，是真正的善本书，因为许多平装本都是聘请有关专家综合各种本子校勘过的，比较接近原书的本来面目，确实值得重视。但是，很多图书馆出于保管和利用的特殊需要，往往采用“古籍”的狭义概念，即认为古代抄写、印刷的图书才叫“古籍”。这样做也有道理:首先，就保管的角度而言，古代抄写、印刷的图书具有文物价值，宋元刻本甚至被当作无价之宝，而平装本物虽美而价也廉，就目前来说，还谈不上文物价值，二者应该区别对待。其次，就利用的角度而言，虽然现在出了不少古籍平装本，但是，绝大多数古籍还没有整理，还没有出过平装本，读者查找古代资料，主要依靠古代抄写、印刷的图书。而这些图书都具有文物价值，失而不可复得，在读者范围、借阅制度等方面与平装古籍也应有所区别。另外，就版本的角度而言，古代抄写、印刷的图书与古籍新版平装本也大不一样，需要将二者加以区分，进行专门的研究。

      (四)以成书年代作为标准。其中，又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是以1840年鸦片战争为界，凡是1840 年以前抄写、印刷的图书都叫“古籍”。这种说法把清代后期的大量图书排斥在外，显然不妥;二是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界，凡是1919 年以前抄写、出版的图书都叫“古籍”。这种说法把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著作和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都划人“古籍”之中，也不妥当;三是以1911 年辛亥革命为界，凡是1911 年以前抄写、印刷的图书都叫“古籍”。这种说法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认可，因为1911 年辛亥革命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从此，中国社会进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成书年以 1911 年为界，既包括了1911 年以前的卷轴装、旋风装、经折装、蝴蝶装、包背装、线装等各种装订形式的图书，又排除了 1911 年以后的古籍新版平装本；既包括了清代后期的图书和用少数民族语言写成的古籍，又排除了近人用古代汉语写成的著作、近代资产阶级革命家的著作以及早期无产阶级革命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当然，这里所谓“成书年”是因时而异、与时俱进的。李一氓《论古籍与古籍整理》云:

汉人视秦、周著作为古籍，他们对此做过很好的工作。魏人、晋人、隋人视汉、秦、周著作为古籍，他们对此亦做过很好的工作。唐人视隋、晋、魏、汉、秦、周著作为古籍，他们也做过很好的工作。以此类推，我们今天要视清、明、元、宋、唐、隋、晋、魏、汉、秦、周著作为古籍，加以整理是自明的道理。我们不是清人，不能把古籍限在明代以上。

       现在把时间下限定在1911年，再过几百年（甚至数十年）这个时间下限肯定要变化，至于变到哪一年，就不得而知了。“古籍”是一个动态的概念，“今”籍若干年后就变成“古”籍了。